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梦想，这个梦想只有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视野下，才真正得以实现。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并以“七个坚持”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和阐释。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摆脱贫困奋斗目标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脱贫攻坚领域的具体体现。
为人类反贫困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极度贫困的国家（地区）仍有大量人口挣扎在饥饿的泥潭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在中国脱贫攻坚收官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摆脱贫困理论上贡献了中国智慧。而在脱贫实践上，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为世界减贫实践提供了成功的中国方案。反贫困的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还在于倡导世界各国以合作促减贫，共同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缺陷。受资本逻辑影响，劳动者收入增速缓慢，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单纯依靠“无形的手”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使得一些国家无法克服其与生俱来的劳资矛盾，在反贫困实践上不断重复“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
“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全球有数亿人口挣扎在极度贫困线下，他们亟待获得发展援助；二是发达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持续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扶贫援助资金，却至今收效甚微且预期不佳。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反贫困实践是以西方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经济人理性假设为理论前提，将人的经济活动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割裂和孤立出来，舍掉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外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相应的阶级性都被抽象掉了，所有劳动者均被视为典型经济学含义上的独立个体，与贫困发生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也被抽象掉了。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贫困发生的根源在于个体本身，与制度、体制等因素无关。西方反贫困理论给穷人开出的减贫“药方”，是通过在法律上给穷人赋权来使其摆脱贫困，其减贫方案遇到了现实的挑战，事实证明是无解的。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依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减贫制度优势，在理论上破解了西方国家“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在实践上摒弃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缺陷，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反贫困的制度优势以及体制优势。大量事实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反贫困理论，其逻辑起点是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理论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其结果是西方国家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反贫困实践，减贫效果却并不乐观。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破解了西方反贫困理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缺陷。
中国反贫困实践的理论结晶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贫困探索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并不断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为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指导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提出要消解中国的贫困问题，首先要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关键在于改变生产关系，第一步就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后，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摆脱一穷二白的现状就要发展生产力，消除私有制，一方面开启农村合作化进程，另一方面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政策。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将消除贫困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认为反贫困的目标是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把握中国发展脉搏，开创性地提出以改革开放为发展根本路径，并提出“三步走”“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等具体可操作方案，认为广大农民只要摆脱了贫困，国家就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党中央不断在反贫困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反贫困思路，在大规模扶贫开发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国家反贫困的实施主体、扶贫对象、反贫困策略跟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反贫困的重点是围绕“以人为本”主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具体操作层面制定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等文件，实行“西部大开发”等政策。进入21世纪后，国家反贫困事业已取得一定成果，反贫困进程跨越到新的阶段，反贫困策略重点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继续推进开发扶贫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的兜底保障职能，对极端贫困、生活难以自理以及受不可抗力制约的贫困人口实行必要的社会救助。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应用在中国反贫困实践中，不但使中国的贫困人口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通过精准扶贫策略的推进与实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反贫困的奇迹。尤其是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开始，中国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反贫困思想，使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反贫困实践中不断创新。
落实“七个坚持”，建立摆脱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七个坚持”是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高度概括和阐释。这“七个坚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需要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着手，深入贯彻落实这“七个坚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巩固脱贫攻坚的制度基础。
纵观全球，那些战乱不断、政权更迭的国家（地区），贫困问题更加严重和凸显，可见国家主权统一、政权稳定、制度优越、经济体制有效、社会安稳，正是推进反贫困事业的前提。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在反贫困的长期实践中，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世界性的“脱贫奇迹”。中国共产党发挥着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有效地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垂直管理架构，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在全面深入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具体实践当中，建立了最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制度模式，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卓越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制度的改革才能得以顺利、有效推进，反观世界上一些国家，政权更迭、朝令夕改，反贫困道路举步维艰。
坚持改革开放，夯实脱贫攻坚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基础。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动力来源。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为农村脱贫提供了动力机制，如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改革就业、土地等各方面制度，以及随后开展的农业产业化道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回报率等，逐步实现了“滴漏经济学”所论述的通过经济高速增长以减少贫困的目标。
明确“以人为本”脱贫目标，推进人民共同富裕进程。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心意义在于其完全摈弃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矛盾得以消除，两极分化和剥削的问题得以消灭，人不再被异化而是实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发展目标，与反贫困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以人为本”的脱贫目标，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此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为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财富推动力。
继续推进“精准扶贫”策略，建立摆脱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中央主导的、有计划的、具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1980年，中央设立第一笔专项扶贫资金——“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瞄准帮扶；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扶贫工作由“输血式”转变为“造血式”，从道义式扶贫转变为制度式扶贫，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体共同参与，多方助力推动减贫。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制定了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脱贫攻坚如期收官之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未来扶贫工作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尽管中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的贫困，但国内约占总人口两成的相对贫困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仍不容忽视。相对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农村仍将是相对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因此扶贫工作要注重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和工资水平，通过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推动消费扶贫，同时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对于相对贫困人口，除了直接扶贫外，还要深化扶志与扶智，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激发相对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主动脱贫能力。
